福建乡村医生养老金新政策,福建乡村医生涨工资待遇最新消息
福建乡村医生养老金新政策,福建乡村医生涨工资待遇最新消息
记者昨日从福建省卫计委获悉,我省正在制定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拟将乡村医生的养老加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拟推广莆田、柘荣、蕉城、长汀等地组织乡村医生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经验,以县为单位统一组织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企业保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乡村医生,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并逐步建立老年乡村医生退出机制。”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说,此外还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提高老年乡村医生的生活补助标准。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安排给村卫生所,使承担基本公共卫生任务并经考核合格的乡村医生获得相应基本公共卫生项目资金补助。今年,农村地区新增人均5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乡村医生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此外,目前我省符合条件的村卫生所已被纳入新农合门诊统筹定点报销范围,按3元/次~6元/次标准报销补偿村卫生所一般诊疗费;对实施药品零差率改革的行政村卫生所,按每个农业户籍人口6元~10元的标准给予专项补助。乡村医生还可享受每年1200元岗位津贴的补助政策,保证乡村医生的待遇不低于当地村干部的待遇
“good!good！”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自德国的麦克在走出建阳麻沙镇江坊村卫生所时，回过头来，冲乡村医生吴子
云不停地点头，竖起了大拇指。时隔11年，忆起1997年的这一幕，今年64岁却已在村里行医47年的吴子云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赤脚医生为特征的低投入、广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曾在全世界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至今天，“Barefootdoctors“（赤脚医生）这个词在国际上依然是一个倍受尊敬与肯定的名词。而在中国，与它相连的是一代人的温情记忆。
当年江坊村卫生所是建阳最早实行合作医疗的村卫生所，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原来归大队集体所有的卫生所纷纷解体。现在江坊村卫生所是一个私人联合诊所，吴子云是所长。
江坊村山多，有的偏僻自然村，一户就是一个山窝，最远的篾溪离主村有20多里路，不仅要穿越森林，还要过一座破败得摇晃的木桥，桥下，是十几丈的深涧。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17岁少年到两鬓斑白的老者，这条送医送药之路吴子云用双脚丈量，也用心在丈量。
今日，坐在清冷的卫生所里，面对橱柜中静躺着的一叠厚厚的奖状，吴子云心情复杂,有点怅然，也有点茫然……
守住一片“绿洲”
他们延续赤脚医生的服务，即便不是最佳的，但首先的是“温情的”。
2005年,一个叫李春燕的贵州乡村医生变卖家产办村卫生所、在边远的山区救死扶伤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她成为这一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沉寂多年的乡村医生群体首次闯入了大众的视野。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李春燕只是中国广大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许多乡村医生与她所付出的并无二致。
乡村医生是没有正式编制的医生，没有工资。几十年来，除担负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工作外，他们还不畏艰辛、不计报酬，出色完成了大量的公共卫生工作，从儿童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到传染病、地方病防治，他们执著地守护着乡亲们的健康。“非典”时期，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他们冲锋在前，每天早晚为返乡人员测量体温……
郑金达，厦门翔安区大嶝田乾村乡村医生，2006年度“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福建省卫生厅曾号召全省卫生人员向他学习。
在田乾村干了38年，哪家门朝哪开，哪个村民得过什么病，他心里都十分明了。他把病人当亲人，他说行医就是行善。今天的农村有许多慢性病人、留守老人需要照顾，田乾村的大多数老人从发病治疗、上门护理直到临终时为其穿上寿衣，入殓出葬，郑金达都一手操办。夜里出诊，他风雨无阻；需转诊病人，他亲自陪护；困难病人他减免药费；他把自己的电话印在药袋上，病人可以随时咨询……
这两年，患上糖尿病的他依然像无法停下的陀螺，每天，只有在梦里才能长舒一口气。如今的他又多了一桩心病：哪一天，村民没有了我，怎么办？
乡村医生方开镇兼任所在村的村支书。他带领村民致富后又在村里专设基金开展合作医疗，其成功经验得到肯定与推广。33年来，他放弃了很多外出致富的机会，忠诚地守护着他的村庄。
乡村医生林华自幼父母双亡，历尽苦难的他立志学医。他自学成材，擅长针灸，行医中从不乱收费；遇危急病人需转诊而一时无钱的，往往还自掏腰包先送病人进医院。翻开他的账本，多年来累计已有万元欠款未收回。
乡村医生是贫穷的，但也是富有的。厦门女乡医洪锦缎十几年前生大病住院，全村妇女为其烧香祈福，让下乡的镇干部为之感佩。南平乡村医生联谊会会长郑明新说，1997年他家的新房是村民们帮忙盖的，之后他挨家挨户送工钱都被退回……这样的记忆每个乡村医生心中都珍藏着许多，他们也因此一次次选择了“留下”。武夷山乡村医生李功华是回乡知青，1978年他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之后又一次次放弃了转干、成为民办教师的机会，原因只有一个：村民需要我。
很多时候，乡村医生还充当着民间慈善人士的角色。厦门后村卫生所所长郭清江发动村里乡村医生加入红十字会扶困助残，这次汶山大地震，他又组织厦门千名乡医捐款近十万元；多年来，他为村里贫困患者排忧解难，最近又在为维护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奔走呼吁……
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之下，在城市化轰鸣的进程中，乡村医生们守住了一片情义的“绿洲”！
也许，对于这个时代来说，他们是一群“落伍”的人，他们毕生守在村庄，他们怀念那段奉献青春热血的岁月；几十年来，他们延续了赤脚医生时代“简、便、廉、效”的“拟家庭化”服务，正如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所说，即便不是最佳的，但首先是“温情的”，而这种朴素的温情在今天尤为珍贵。
然而，乡村医生们的生活境况又是怎样的呢？
“赤脚”何时穿上鞋？
乡医之困，就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之患。
“从青春勃发到日渐衰老，我们这些‘赤脚’何时才能穿上鞋？”松溪乡村医生杜建民的困惑很有代表性。杜建民是2005年全国优秀乡村医生。上世纪70年代初，他当上赤脚医生，他爱人当上民办教师，1997年后，国家给予政策，800万民办教师陆续转正，如今爱人每月退休金就一千多元，而他依然“赤脚”……
由于村卫生所定位是非营利性机构，收费低廉，加上公共卫生工作未给予合理的补贴，长期以来乡村医生这个群体生活窘迫，许多人不得不“以农养医、以家养所”。在闽北闽西山区，乡村医生每月收入平均也就三四百元，最低的只有一百多元；即使在沿海稍富裕的农村，一月也就一两千元。
另一方面，长期奋战在农村卫生服务的“网底”，一天24小时随时出诊、一年365天无休的服务令许多乡医积劳成疾。建阳水尾村卫生所的两名乡医，一个患慢性肾炎，另一个乡村医生何长青患血液病12年，一贫如洗。因为无处筹钱做骨髓移植手术，6月13日，这个年仅40岁的好乡医在无望中黯然逝去……虽然他的情况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也反映出这个默默守护农民健康的群体生老病死却无保障的尴尬现实。
资质，是乡村医生们难以逾越的另一道槛。经过几十年大浪淘沙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他们渴望取得真正的“身份”。然而，经过一次次孜孜不倦的考核、培训所取得的一张张学历和证书，包括省卫生厅的学历证书和“乡村主治医师”的职称，国家并不承认。《执业医师法》颁布后，乡村医生不能直接报考执业医师……
为实现卫生部“到2010年，大多数乡村医生都取得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执业资格”的目标，福建将乡村医生不予注册的年龄限于“男60岁，女55岁”。如今，解决养老问题已成为乡医群体最迫切的期待。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全国仅有的80万乡村医生中，只有不到10%具有助理执业医师资格。以此推断，到2010年将有近90%的农村没有医生。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
来自福建省卫生厅的数据显示，全省1.4万多个行政村，空白村（有卫生所无乡村医生）有1821个，而在2.8万多名乡村医生中，50岁以上的近半，30岁以下的乡村医生基本没有。由于待遇低，那些坚守岗位几十年的老乡医，面临着没有接班人的尴尬，三明有位老乡医今年86岁了仍在行医。越来越多偏远地区的卫生所则因为乡村医生的流失而名存实亡，即便那些在艰难中幸运地支撑着的卫生所，也多因医疗设备、服务条件差而陷入恶性循环。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随着“村改居”进程的加快，很多村卫生所如今已成为社区卫生服务站，按规定乡村医生不得在社区行医。以厦门翔安区为例，几年后，全区338名乡村医生中，只有几十名够资格留用，还有230名的空缺。如果在短期内无法填补，将出现新的“看病难”现象。
乡医之困，就是“网底”之患。
2005年，福建省委、省政府敏感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将“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和村卫生所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从2005年开始，承担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乡村医生每人每月可领取不低于60元的津贴补助，并接受每年免费的培训。这一系列举措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引来乡村医生的一片叫好。
但一切，似乎仍是杯水车薪。
“要从根本上解决网底之患惟有改制。”郑明新是乡村医生中为数不多的通过艰难的自学考取了助理执业医师资格的乡医，但他对未来依然忧心忡忡：“亦农亦医的身份是乡村医生这个群体的尴尬之源。村一级网络定位不明是影响农村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乡村医生可以奉献，但如果国家不从体制上改革、政策上保证，到‘乡医后时代’，谁来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
不可或缺的“守门人”
“尽管他们已习惯忍受寂寞，但一个有情的社会不该忘记他们。”
“百万乡医仍是农民健康守门人”。今年3月，卫生部人才交流中心的一项调研让乡村医生们欢欣鼓舞。调研指出，农民需要身边的医生，乡村医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替代。卫生部部长陈竺也表示要改善乡村医生的待遇，把这支队伍稳定下来，即将出台的医改新方案也将重点对农村卫生发展作出规划。
早在1981年，国务院曾在批转给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凡经考核，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但后来因为种种问题这一政策并未实施。近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村卫生所不应被边缘化，他们建议将乡村医生与村卫生所纳入体制，从根本上筑牢网底。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施作霖认为：应给予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同样的待遇，解决其养老问题。他同时提出“村改居”应设立过渡期继续发挥乡医作用；另外，可通过定向培养解决人才“留得住”的问题。
农工党福建省委员会常委、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郑振?是福建省卫生厅聘任的“新农合”项目专家。他认为近年来传染病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包括前不久始发于安徽农村的手足口病，都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村一级卫生工作。“在农村卫生资源短缺且暂无更高资质的医生进入阶段，必须重视和发挥乡村医生的作用，同时应参照村两委待遇给予补助”；他建议把乡村医生的职称评定纳入全科医师系列，加强培训，提升职业化水平。
令人欣喜的是，在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问题上，全国已有多个省市积极作为。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江苏苏州、湖南新田还把村卫生所纳入“新农合”门诊机构中。
福建省从2008年起将乡村医生津贴补助标准提高至每月100元，同时在村级卫生机构建设中也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厦门小嶝村卫生所由政府投资36万元重建，并配备了一名下派医生，原先三名乡医继续留用，新老互补，不失为过渡期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模式。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乡村医生”这个称谓将与“赤脚医生”一样成为历史，但他们的奉献与功绩不应被历史遗忘；而他们所秉承的服务精神，不仅不应消失，还应发扬光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个细节让乡村医生们为之动容：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乡村医生马文芳再次见到*总理，告诉总理他带来了乡亲们捎来的梨时，总理连声说谢谢，眼中含着泪。
同样让乡村医生们感怀至深的，是《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的一篇题为《给乡村医生多些支持》的“人民时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尽管他们已习惯忍受寂寞，但一个有情的社会不该忘记他们。”
（本文图片摄影均为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