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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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坦言：“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是想做一个哲学家。”但社会现实使他很快发现，他的想法并不现实。但这一理想一直潜存在汤先生心中，他曾多次表示：“我虽不敢自称哲学家，但我却有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兴趣。”虽然汤一介从不以哲学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问题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引发思考。他十分关注当前中国社会、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并以此作为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以积极入世的态度时刻关注着国内外的热点话题。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亨廷顿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将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全世界的影响视为对西方文化的威胁，指出若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联手，西方文化将会非常困难。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考虑西方如何应对21世纪遇到的问题。
对此汤一介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他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条化解冲突的原则。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汤一介以开放的心态进一步指出，我们不应跟着亨廷顿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凡是对人类社会追求的“和平与发展”有利的，我们都应大力吸取。“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或许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兼收并蓄的治学思想，让汤一介不断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
事不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