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应“因地制宜”化解城乡养老困境
“因地制宜”化解城乡养老困境
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日益加剧，养老问题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面对“养儿防老”的弱化，城乡养老各自面临哪些难题?有何相应对策?就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
老人们对子女养老期望值下降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表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叶敬忠认为，“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以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传统的养老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记者在江苏、湖北等地随机采访了几位老人，发现他们大多不愿给子女添麻烦。一位70多岁的奶奶谈及今后的打算，她笑着说：“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是想和子女一起住，但要是孩子们有困难，就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养老院。”另一位50多岁的阿姨也说，等把孙子带大了，她还是想回老家，一是老家有老朋友，二是不愿意给孩子们添负担。
“老人们对子女养老期望值的下降，一方面源于国家福利制度的改善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使他们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替代性养老资源，如退休金、养老公寓、各种社区照料服务等。另一方面，也可被理解为在这个变迁时代一种无奈的心理和价值观的自我调适。代际重心下移、代际经济关系理性化、家庭关系平权化等因素，削弱了传统父权制家庭中老人的权威和谈判能力。”叶敬忠解释道。
城乡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不均
当“养儿防老”的功能逐渐被弱化时，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的生活却呈现出不同的境遇。
在南京市鼓楼区心贴心老年人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心系独居老人情、连爱非亲胜亲人”、“夕阳乐园、快乐之家”等表达感恩的锦旗挂满了楼道。该中心主任韩品嵋告诉记者：“这些锦旗都是老人送来的，中心目前定点服务了1000多位独居老人。他们有60%依靠低保生活，吃饭、看病的问题基本上都能解决。”
相比之下，农村老人就没有这么轻松。南京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魏应保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村老人、特别是留守老人，只有在子孙不孝顺或者无法生活自理时，才会被迫去敬老院居住。以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香店敬老院为例，这所能容纳124位老人的敬老院，目前仅住进38位老人。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翠迎认为，城乡老人入住敬老院比重不同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养老经济实力的落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伍小兰表示，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加上基本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有效改善，但总体而言，农村老人每月制度性养老金收入依旧偏低。
“农村家庭养老经济基础的改变，也是农村老人养老经济实力薄弱的因素之一。”叶敬忠补充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从乡村社会抽离，对农村家庭养老运作秩序产生影响。调研显示，大多数在城市打工的子女，其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能力仍然有限。同时，劳动力外出带来的经济收益在代际间也并不是平等分配的，大部分留守老人并没有明显受益。
“除了养老观念和经济实力的差异之外，城乡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不均也需引起重视。”伍小兰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1200万，长期看护需求在快速上涨。虽说近年来城乡社会养老服务持续增加，但城市优质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依然稀缺，更不用说农村及偏远地区了。
韩品嵋介绍道，目前南京养老机构总体床位入住率是50%左右，其中，周边乡村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连50%都没有。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多建养老机构，而是聚焦它们所面临的难题，在考虑老年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它们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区别对待不同群体养老需求
有学者提出，对于正经历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和举措，不断完善所有老人在经济、医疗、养老服务、宜居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养老之需，尽可能“因地制宜”地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处境。
近几年，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对“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进行了广泛调研，他认为，农村老人、特别是70岁及以上的高龄农民，对“新农保”有着强烈的需求。如果能将新农保的水平每人每月提升到200—400元，也许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此外，他还建议，要大力加强专门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设。“尽管当前‘新农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年人疾病治疗的困难。但是，由于‘新农合’主要针对较为严重的疾病或大病的住院治疗，而对一般疾病以及一般慢性病的医疗支持却较为薄弱，所以，不少农村老人在身体微恙的时候，往往选择不予治疗，从而慢慢地将小病拖成大病。”刘燕舞说。
相较于农村，城市老人的养老困境更多体现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杨翠迎认为，提高老年人消费意识或可对此有所改善。由于早年生活经历的缘故，不少老人习惯了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大都不习惯自己花钱购买养老服务。可本着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初衷，鼓励老年人自我消费。
南京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黄润龙认为，在现阶段，我们既要解决全体老人共同存在的医疗卫生、精神赡养等方面的问题，又要关注不同群体需求。老年人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要区别对待。对于知识分子、老干部等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旅游、保健、学习等)是首要问题。对农村老人而言，现阶段解决他们的温饱和医疗问题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