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官制度改革：瞄准世界一流军队
瞄准世界一流军队
记者：改革军官制度，基于军衔构建新的军官管理制度体系，是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契合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和力量编成、提高军事人力资源管理使用效益的必然选择。如何理解军官制度在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中的地位?
欧建平：先进的军官制度是世界一流军队显著特征。从历史上看，开辟军官职业化先河的普鲁士，大胆废除以出身划分的军事贵族，实施按专业、教育和战功选拔军官的制度，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成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领头羊”，也在于不断推进军官制度改革，相继出台《国防人力资源管理法案》《军官等级限制法案》，以及《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和《约翰?华纳法案》，提高军官的职业化水平。近几场局部战争，美军能够屡屡得手，绝非偶然。当今世界，军事竞争的较量，表面上看似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军事技术“高度”，但其深刻的内涵却是现代军事人力资源“厚度”，特别是军官职业化的“程度”。
我军要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努力在世界军事角逐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加快军事人力资源制度改革的步伐，重塑我军的军官制度体系。
从国防和军队改革要解决的深层矛盾问题上看，我军“两个能力”(打现代化战争能力，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的重要原因是政策制度相对滞后，特别是军官制度存在反映信息化条件下军事人才成长规律不够、缺乏军事专业核心能力导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还不够完善等问题。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果不敢啃硬骨头，不敢涉险滩，就肯定过不去这座火焰山。
当前，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崭新格局，力量结构和部队编成的改革也已全面展开，这些改革成果能不能巩固住，能不能深入下去，关键是要搞好政策制度改革。只有形成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的政策制度体系，才能更好地凝聚军心、稳定部队，才能确保改革大船顺利驶向成功的彼岸。
弥补现行军官制度缺陷
记者：现行军官法、军衔条例自颁布实施以来，对于加强军官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一些制度规定，逐渐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还很突出。具体来说有哪些问题?
蔡世川：现行军官管理制度，实行以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目前，军衔从少尉到上将共三等十级，职务从排职到中央军委副*共十五级，军衔等级比职务等级少五级，存在普遍的“一个衔级对应多个职级”现象。比如，大校军衔横跨副师、正师、副军，少将军衔横跨副军、正军、副大区三个职务等级;除中央军委委员外，其它职务都对应两级军衔。常常出现“平衔指挥”、甚至出现“低衔指挥高衔”的现象，这就违背了设置军衔便于识别职务、便于理顺领导指挥关系的初衷。
现行军官管理制度，职务等级的晋升不受军衔等级的影响，但军衔等级的晋升受到职务等级的制约。比如，某位军官由于职务提升，其军衔低于新任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最低军衔的，提前晋升至新任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的最低军衔;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军官的军衔已是职务等级编制的最高军衔时，其军衔时间再长也不能晋升，只有等到其职务等级提升后。这就大大弱化了军衔的激励作用。
此外，现行军官制度中，军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精神荣誉等与军衔连接薄弱，而与职务挂钩过度紧密。这就从客观上加剧了“千军万马挤官道”的状况，不利于消除“官本位”思想。军衔弱化、授予对象宽泛而不聚焦，没有突出作战部队和指挥军官的主体地位，指挥军官、专业技术军官、预备役军官的军衔设置和称呼区别不大;在晋升上，存在着专业技术军官快于指挥军官，教学单位、后勤保障单位、文艺演出单位快于作战部队的现象。
记者：建立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能否解决以上问题?
蔡世川：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将逐步淡化甚至取消职务等级，把军官的层级管理简化、统一、明确到军衔等级上来。实行职务或岗位编制军衔，一岗一衔。军衔授予对象聚焦到指挥管理岗位，聚焦到直接从事作战的岗位，聚焦到直接为作战提供支援和保障的具有鲜明军事特色的岗位。
军官晋升指的是军衔晋升。军官需要首先取得军衔晋升资格，待有空缺职位时，就职与晋衔同时进行。在服役年限上，改变太过偏重自然年龄、军官“年龄恐慌”大于“本领恐慌”的情况，军官的晋升与退役主要受军衔时间(衔龄)的制约。比如，军官晋升中校军衔未满3年不得晋升上校;军官晋升中校军衔已满6年但仍未取得晋升上校的资格就必须退役。
科学设计稳妥推进
记者：这次军官制度改革带有基础性、系统性，涉及军官服役和管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力度、深度、广度前所未有。如何保障军官制度改革在相关法律授权基础上探索试行、稳妥推进?
欧建平：一是强化系统设计。以往的制度之所以没有形成体系，制度建设零打碎敲、政策调整多于制度规范等是重要原因。此次改革要勾画出分阶段、有重点、工程化建设的路线图，并落实相关任务和具体责任。二是抓住关键环节。坚持党管干部、突出问题导向，抓住军官服役、军衔、分类管理、任职资格等关键性问题，强化打仗能力导向，科学设置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寻求突破。三是注重整体优化。军官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绝不能来回折腾“翻烧饼”。
裴士连：《决定》的通过标志着全军上下普遍关注的干部人事政策制度改革“靴子落地”、正式展开。与前两个波次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力量编成等“硬件系统”的调整变革相较，军官制度改革作为与之配套的“软件程序”，更具复杂性、关联性和实践操作性。此次改革需要依法有序推进。改革过程中，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充分考虑改革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带来的矛盾问题，尊重普通官兵意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待改革措施成熟以后，再及时修改完善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等有关法律，使得每项法规制度的出台既符合法定的程序规则，又经得起历史、实践和官兵的检验。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备案审查制度，如果发现政策制度存在问题，相关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有关规定予以改变、撤销或纠正，同时对于出台的各项政策制度要及时宣讲解读，明确责任主体监督执行，确保整个改革进程于法周延、依法有序。
要从内容、标准、层次、时序上搞好统筹协调。内容上，要形成一个综合集成框架，包括有多少制度要素，目前已有多少，还要出台多少，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每年要出台什么法规都要清清楚楚;标准上，要形成一个军事人力资源辞典，由主管部门批准并以特定形式发布，统一概念、标准和制度接口，防止各说各话、政出多门;层次上，要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原则，上位法即宪法、法律出台全局性、原则性规范，下位法即军事法规、军事规章出台具体性、配套性规范;时序上，依据领导指挥体制、部队编制构成改革进程，及时对照形成改革项目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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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19日受中央军委委托作草案说明时指出，现行军官法、军衔条例自颁布施行以来，对于加强军官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一些制度规定，已难以适应实现强军目标和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要求。
“改革军官制度，基于军衔构建新的军官管理制度体系，是适应现代军队建设和作战要求、契合新的领导指挥体制和力量编成、提高军事人力资源管理使用效益的必然选择。”张阳说，鉴于这次军官制度改革带有基础性、系统性，涉及军官服役和管理的各方面各环节，力度、深度、广度前所未有，为保证制度改革和探索试行依法推进，需要暂时调整适用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张阳介绍，军官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有五项：
一是建立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用军衔标识和反映军官的能力、身份和等级，基于军衔等级科学设置军官职业发展路径，发挥军衔在能力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实行岗位编制军衔，优化军官队伍结构，理顺领导指挥关系。
二是建立既相协调又相制约的选拔任用制度。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合理配置用人权力、优化考选任机制，强化条件制约、路径制约、程序制约、监督制约，坚持择优与汰劣相结合，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形成优秀人才接续辈出的生动局面。
三是建立聚焦专业能力提升的培训交流制度。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军官在部队、机关、院校有序交流、多岗锻炼，大力提升军官能力素质。
四是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的待遇保障制度。基于军事职业高技术性、高奉献性、高风险性，合理确定军官待遇总体水平;实行军衔等级主导、待遇级别调节、多要素参与分配的待遇保障模式，强化对军官职业发展的激励调节作用，增强军官职业的吸引力和荣誉感。
五是建立提高人才使用效益的退役安置制度。硬化退役条件，强化依法退役，拓展安置渠道，实行退役安置与服役贡献挂钩，保证军官服役越长、贡献越大、退役安置越好，使军官在最能发挥作用的职业“黄金期”稳定住，在发展潜力受限时引导及时退役。
同时，对军官的职位分类、考核、荣誉等制度，进行系统调整完善。
张阳表示，中央军委将制定实施方案和有关暂行政策制度规定，组织必要的先行先试，依法有序推进各项改革举措。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现役军官法、军官军衔条例等有关法律，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