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安定梁氏家族及其奏议文的创作
摘 要：“乌氏”梁氏家族是东汉时期显赫的外戚集团，对东汉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梁统、梁松、梁竦、梁扈、梁商和梁冀的文学作品共18篇。因梁氏家族成员大多在朝廷为官，留存的文学作品有13篇为奏议文，文意直白，说理性强。
关键词：东汉 安定乌氏 梁氏家族 奏议文
东汉是中国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梁氏家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外戚家族之一，对东汉的社会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自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东汉建立，至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共195年。梁氏家族梁统自建武五年（公元29年）跟随光武帝刘秀，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被诛，梁氏家族发展130年。可见，梁氏家族的发展与东汉的兴衰密切相关。由于梁氏家族成员多身居高位，故而流传下来的作品大多为奏议文。
一、东汉安定梁氏家族考述
（一）籍贯考述
安定梁氏家族是当时的西北豪族之一。梁统是梁氏家族中第一位被史书典籍所载的成员，是梁氏家族的崛起的标志。《后汉书?梁统传》记载：“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1]。薛正昌先生的《东汉豪族梁氏述评》一文认为，安定乌氏在今宁夏固原，笔者认同其观点。
西汉初年，各地建制多因袭秦制，王莽篡汉立新莽政权，故部分郡县名称有所更改。《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记载：“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两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安俾，抚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2]
乌氏是战国秦所置，秦代沿袭，属北地郡所辖，西汉时期，乌氏仍为县，隶属安定郡。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安定郡在西汉时期隶属凉州刺史部，所辖二十一县中有部分属于今宁夏地域。鲁人勇的《宁夏历史地理考》考证西汉时期，安定郡，治高平城，即今宁夏固原县城关。“汉武帝元鼎三年，析安定郡置，属凉州刺史部，辖二十一县，约当今宁夏的同心县韦州及中宁县城以南地区，甘肃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县。在今宁夏境内可考者有高平、朝那、泾阳、乌氏、参滦、?卷、三水七县。”[3]
东汉的行政建制沿袭西汉，仍采用郡县制。今宁夏属于当时凉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安定、北地两郡。鲁人勇的《宁夏历史地理考》考证东汉安定郡，治临泾，即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第二十三记载：“安定郡武帝置。雒阳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临泾；高平有第一城；朝那；乌枝有瓦亭，出薄落谷；三水；阴盘；彭阳；鹑觚故属北地。”[4]乌枝县即为乌氏县。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因羌族起义，安定郡等地迁徙至美阳即今陕西武功县，至永建四年，复归旧土。在《后汉书?顺帝纪》中有记载（卷六）：“永建四年（公元129年）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5]
安定郡在东汉时期所管辖的共有八县。乌枝县在西汉时为乌氏，新莽改称乌亭，东汉时为乌枝。将《中国历史地图集》凉州刺史部和《宁夏历史地理考》所示的东汉时期宁夏历史地图的对照，可以进一步确认乌枝县属今宁夏所辖地域。同时根据《宁夏固原风物志》记载，1979年于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朝那铭文鼎”上的铭文有“乌氏”二字，进一步为乌氏为今宁夏固原所辖提供了依据。
（二）谱系考述
关于东汉安定梁氏家族谱系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后汉书?梁统传》。考察梁氏家族的谱系旨在探究梁氏家族多奏议文的原因，即梁氏家族成员大多身居高位，关心时局政治，上疏谏言。
《后汉书?梁统传》记载：“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统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资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6]《东观汉记》曰：“桥子溥，溥子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延生统。”[7]
根据上述记载，梁氏家族的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梁益耳，梁统高祖梁子都迁徙至北地郡，梁子都之子为梁桥，后迁徙至茂陵，至哀、平末迁徙至安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东汉梁氏。根据《东观汉记》可知，梁桥之子为梁溥，梁溥之子为梁延，梁延生梁统。梁统父亲任西域司马。
梁统有兄长为梁巡，封关内侯。《后汉书?梁统传》记载：“及嚣败，封统为成义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部尉，悉遣还河西。”[8]梁统之子为梁松，“统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爱之。卒于官。子松嗣。”[9]梁松娶光武帝之女舞阴长公主，迁虎贲中郎将，其通明经，修明堂，对祭祀封禅等礼仪精通，常与光武帝议论，宠幸无比。光武帝驾崩后，受遗照辅佐朝政，永平元年，迁为太仆。永平二年，因私事请托郡县被发现，免官，四年，遭诽谤，下狱死。梁松有弟为梁竦与梁恭，“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10]，梁竦后还北地郡，多著书。今存只有《悼骚赋》。梁竦有三女其二被汉肃宗纳为贵人，小贵人生汉和帝，但因窦太后，梁贵人、梁竦被害。
梁松之子为梁扈，官至长乐少府。“（松）子扈，后以恭怀皇后从兄，永元中，擢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温恭谦让，亦敦《诗》《书》。永初中，为长乐少府，松弟竦”[11]。梁竦有三子，分别是梁棠、梁雍和梁翟。《后汉书?梁统传》：“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单父侯，……宠遇光于当世。”[12]梁竦三子都被封侯，梁氏家族?名显赫，梁棠官至大鸿胪。梁棠之子为梁安国，“ 棠卒，子安国嗣。”[13]梁安国为侍中，后有罪被免。
梁雍之子为梁商，“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永建元年，袭父封乘氏侯。”[14]梁商承袭父亲爵位，后迁黄门侍郎，其女为皇后，妹为贵人，梁氏一族因外戚身居高位。商为人谨慎谦虚，被称为一代良辅，故其现存的八篇作品中，有6篇为奏议文。梁商有三子，即梁冀、梁不疑和梁蒙。《后汉书?梁统传》载：“（商）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俗陷之。”[15]建和元年，梁不疑被封为颍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16]
梁商之子梁冀，不学无术，为人阴险狡诈，嚣张跋扈，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控东汉朝政20年。“冀字伯卓。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目党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步兵校尉，执金吾。”[17]顺帝永和元年，居河南尹，永和六年，顺帝封其为大将军，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汉?帝驾崩后，梁冀立汉质帝为帝，因质帝言其跋扈将军，梁冀将其毒死，复立桓帝。梁冀专权期间，施政残酷，残杀异己。“永兴二年，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18]梁冀有两子，一是梁胤，封襄邑侯。另一个是梁伯玉，《后汉书?梁统传》曰：“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19]梁胤有子为梁桃。
根据上述资料的记述，梁氏家族的谱系图如下：
可见，梁氏家族在东汉时期共历七代，有3位皇后，15人封侯。梁氏一族是东汉外戚集团之一且官位高，因此他们的作品与朝廷政治密切相关，多为奏议文。
二、梁氏家族的奏议文创作情况
梁氏家族族员众多，但有文学作品流传于世的较少，分别是是梁统、梁松、梁竦、梁扈、梁商和梁冀。《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录作品18篇，13篇为奏议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科八体”的文体分类法，其中一科为“奏议”。《文心雕龙》中的“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四篇主要是对奏议文的探讨。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首次出现奏议概念，将奏议类定义为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颂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20]”姚鼐定义下的奏议类文体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对策七类。
吴承学先生在他的《奏议类文体》一文中指出：“奏议类文体， 多为臣子向君王进言的上行公文， 是封建君主政权下大臣用来参政议政的常用文体。”[21]分别对章、表、奏、议四种主要的奏议文体进行了介绍。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提到：“公文，一般可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类，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的上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臣民的指令。在古代，这两类文章名目繁多，如臣下给帝王的上书，就因时代或所陈述的内容不同，而分为章、奏、表、议、疏、?子、弹事等不同的体类和名称……后世一般把前者归为‘奏议类，总称之为奏议文。”[22]笔者认同其观点，将东汉梁氏家族现存的臣子向皇帝进言的文章总称为奏议文。梁氏家族现13篇奏议文，其中梁商的《上书》、梁冀的《上书让步兵校尉》为残篇。
梁氏家族的去13篇奏议文内容可以分为两两类，一是讨论时政，包括梁统的《刑罚务中疏》《复上言》和《对尚书问状》，梁松的《祭泰山议》和《上疏争封石》、梁商的《招降匈奴表》和《止逮捕张逵狱疏》。二是请辞类的，包括梁商的《上书辞增国土》《上书让屯骑校尉》和《上书辞少子不疑为步兵校尉》，梁冀的《上书让步兵校尉》。
（一）梁商的奏议文创作情况
梁商现存6篇奏议文，分别是《招降匈奴表》《上书辞增国土》《上书让屯骑校尉》《上书辞少子不疑为步兵校尉》《上书》《止逮捕张逵狱疏》。其中《上书》一文仅存一句：“猥复起超宿德”，在《东观汉记》《全后汉文》等典籍中记载。
梁商的《招降匈奴表》一文是其上疏皇帝关于边疆战事。
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23]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率三千余骑寇西，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24]马续与时任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兵攻打吾斯、车纽，破之。吾斯等又在其他地方囤聚，攻打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25]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其认为单于不能管制下属，不堪如此之大任，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自杀。单于休利十三年，陈龟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遂致狐疑。“龟坐下狱免。”[26]时任大将军梁商以为胡羌是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27]”
梁商上表即《招降匈奴表》，此篇表文是针对匈奴反叛一事，请求恩信招匈奴。表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讲述招降匈奴的缘由，其理由有两点，其一，梁商认为匈奴反叛必自知其罪大恶极，大汉朝廷必将其收复，但困兽仍要自救，何况是匈奴这样“种类繁炽”，不可能全部灭亡，必然会奋起反抗，其二，此时王朝正值发展之际，三军疲劳辛苦，“虚内给外”，对国之稳定不利。梁商此篇表文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招降匈奴的对策，指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其认为度辽将军马续有谋略，且在边地的时间长，知晓领兵打仗的要点，每得马续之书，观点与其不谋而合。建议皇帝让马续加深沟壑筑高城池墙壁，以恩信招降匈奴，并有赏赐且明以具体时限。如此，匈奴可降服，国家亦无事。梁商的《招降匈奴表》篇幅虽短，但展现出其对于朝廷时局的准确把握。
《上书辞增国土》是梁商请辞增加国土的奏议。《后汉书?梁统传》记载：“阳嘉元年，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其岁拜执金吾。”[28]此文是梁商上疏顺帝拒绝增加国土，认为自己因祖上享受福禄，才疏学浅，对顺帝的赏赐受之有愧，多是客套之语。
《上书让屯骑校尉》是梁商请辞屯骑校尉一职向皇帝上疏的奏议。“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29]，梁商自知其因外戚而居高位，故行事小心谨慎。文中椒房是指皇后，元嘉元年，皇帝封其女为后，梁商身兼两职，诚惶诚恐，因此上书辞去屯骑校尉一职。
《上书辞少子不疑为步兵校尉》是商上疏皇帝请辞其子梁不疑步兵校尉一职的奏议。梁不疑是梁商次子，梁商认为梁不疑乃童孺，不能胜任步兵校尉一职，其因此事寝食难安。并举两例，其一为晏子的典故，晏子?为人对财富不能过贪。其二为公仪休，公仪休是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因廉洁守法而闻名。《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记载公仪休因喜食鱼：“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 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30]梁商用两例以表达其廉洁奉公之心。
《止逮捕张逵狱疏》是梁商上疏皇帝阻止逮捕张逵入狱的奏议。
《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常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也。窃闻考故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众，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31]
《后汉书?梁统传》曰：“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32]皇帝闻之大怒，言大将军梁商与其如父子般亲近，曹腾、孟贲又是其所爱之臣，此事必是张逵、蘧政等人的嫉妒所致。张逵等人知其言不受帝所用，“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33]皇帝震怒，敕宦者李歙进言释放曹腾、孟贲，将张逵等伏诛。张逵被抓其言涉及朝廷多位大臣，梁商担忧会涉及更多大臣，乃上疏此文。《止逮捕张逵狱疏》是梁商从全局出发，其以为《春秋》之义，功绩在于元帅，罪恶止于首恶，因此，赏赐不过度，刑罚不乱实施，五帝、三王都是如此处之。然后谈及对张逵党羽惩治的影响，认为此事牵涉过多，下狱者多，无辜者甚多，对于朝政稳定，社会顺平不利。
（二）其他族员的奏议文创作情况
1.梁统的奏议文
梁统现存的奏议文有3篇，即《刑罚务中疏》《复上言》和《对尚书问状》。《后汉书?梁统传》曰：“统性刚毅而好法律”[34]。他的《刑罚务中疏》《复上言》和《对尚书问状》三篇散文内容环环相扣，主旨皆在加重刑罚。
《刑罚务中疏》开篇以汉元帝、汉哀帝减轻刑罚带来的危害入手，以引出文章下文，抒发自己的主张。以减轻死刑的具体人数增强说服性。元帝时期初元五年，减轻死刑14事，哀帝时期自建平元年的四年时间，减轻死刑人数8100，其中42事为杀人者，从而导致犯罪人数、事件增加。
奏议的第二部分以西汉皇帝的刑法政策来增加其观点的说服力。汉高祖时期，天下初定，制定适宜的刑罚条例，得以实行并传于世。汉文帝时期，政局稳定，文帝温厚宽容，除去肉刑以及连坐之法，但仍旧依照旧律，社会安定。汉武帝时期，正值社会繁荣，财力富足，多出兵征讨边疆匈奴，因战事频发，多征兵，百姓多藏匿，豪杰多犯禁，奸吏多犯法，故“设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35]，用来破除朋党与藏匿的犯罪行为。汉宣帝时期，宣帝聪颖，权握朝政，运筹帷幄，依照旧制法典，不失原则，天下即安。汉元帝时期，对旧典有较少更改，天下还算得上安定。至孝成帝、孝哀帝继位，在位时间短，政见浅薄，听信丞相王嘉“轻为穿酱，狠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成律”[36]，凡有犯罪事件，大多不理。
上疏的第三部分表达其上奏的原因和建议。梁统担忧刑罚轻危害政体安稳，害善良者。光武皇帝于乱世之中，“纪五常，履九德”拨乱反正，功绩愈高于文武，德行高尚。但不能因循西汉之末节及衰微的发展轨迹，希望光武帝能够明察秋毫，并宜诏有司，考量初元、建平之刑罚得失，择其善者从之，制定法典，以保国家兴盛百姓安定。
梁统的加重刑法的建与光武帝时期“怀柔政治”相悖，没有被采纳。故其又上疏言加重刑罚一事。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记载其为《复上言》。《复上言》篇幅较短，因其上疏加重刑罚没有被采纳，为辨析上疏此文。愿得皇帝召见，与尚书等近臣进行辩驳，口述要点。故皇帝令尚书问状。由此，其第三篇文《对尚书问状》产生。
《对尚书问状》与《刑罚务中疏》的说理辨析方式相同。文章首先仍表明观点，引用大量经典进行辨析。梁统认为古代的圣帝明王也需要用刑罚来治理朝政，尧舜之时有诛四凶。还引用先秦时期关于刑罚的语录，如孔子的“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37]，《春秋》“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坐（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38]等，旨在说明刑罚的重要性。其后引用汉代刑罚的事实说服朝臣，自汉高祖法典既定，到孝宣二帝，沿袭旧制，没有改革，海内太平，狱中之事益少。至初元、建平时期，刑罚减百余条，“盗贼浸多，岁以万数”[39]。三辅之地，盗贼群起，火烧茂陵、未央宫。“其后化西、北地、巧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40]。最后提出意见，梁统以为此时天下无难，百姓安平，但上述盗贼猖狂皆有刑罚不衷造成，因此，刑罚过轻会生出大的祸乱，会导致奸邪行为愈加不轨，危及善良者，希望皇帝能够采纳。
2.梁松的奏议文
梁松的奏议文现存有2篇，即《祭泰山议》和《上疏争封石》。
《祭泰山议》一文是关于光武帝封禅一事的奏议。《史记?封禅书》引《五经通义》云：“天命以王者，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以功。”[41]光武帝时期，群臣建议封禅泰山，但是光武帝认为其在位期间，百姓怨声载道，不宜封禅，时机不对。《后汉书?祭祀志上》记载光武帝言此事：“即位十三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七十二代之编?！桓工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42]此后群臣不再进言。建武三十年三月，光武帝临幸鲁地，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43]当时身为虎贲中郎将梁松等就此事进行议论。《祭泰山议》一文由此而来。奏议首句“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44]出自《礼记》，梁松认为祭配林是诸侯之礼，河岳视为公侯，是王者之祭，所以光武帝不必祭祀配林。
《上疏争封石》还是与光武帝封禅有关的奏议。全文如下：
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煤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人义。史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45]
《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建武三十二年，武帝夜读《河图会昌符》有感于封禅一事加之群臣上奏封禅事宜，故欲行封禅。为准备封禅所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方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46]有司所奏程序复杂，准备繁琐，光武帝觉其太过复杂加之欲在二月封禅，时间紧迫，“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47]梁松上疏的奏议即《上疏争封石》，认为封禅乃国之大事，有益于万民。用旧封石封禅不尊于天道，不利于社稷。最终被光武帝刘秀采纳。
3.梁扈的奏议文
梁扈只有《遣从兄?奏记三府》一文流传下来。全文如下：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汉家旧典，崇贵母氏。今梁贵人亲育圣躬，而不蒙尊号，求得申议[48]。
梁扈为梁竦之侄，梁竦有三女，肃宗纳其两个女儿为贵人，小贵人生汉和帝，窦皇后养其以为子。梁竦一家为此事庆贺，窦氏一族听闻，害怕梁氏家族得志，在建初八年，将梁氏的两位贵人杀害，诬陷梁竦等人污逆，最终导致梁竦死于狱中，家属流放于九真。此事祸及舞阴公主，使其徙至新城，此事成为宫中隐秘，无人得知汉和帝为梁小贵人所生。至永元九年，窦太后驾崩。梁扈遣从兄梁?奏记三府，依汉代旧典，崇贵母氏，但梁贵人育今天子却无尊号，故此申议。《遣从兄?奏记三府》一文，内容简单，一揭露了汉和帝的生母的身世，二请求为梁贵人追封尊号。李贤注引《礼记》曰：“上正祖?，尊尊也，下正子孙，亲亲也。”[49]，可见，汉代对于尊尊与亲亲的重视，故汉和帝追封梁贵人为恭怀皇后，追封恭怀皇后父亲为褒亲愍侯，也为梁氏诸人封官拜侯提供了机会。
4.梁冀的奏议文
梁冀《上书让步兵校尉》一文为奏议文，但为残篇，赏析难度大。《上书让步兵校尉》一文在《东观汉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典籍中收录。全文只有一句：“列校之职，上应天工，下厌群望，实非愚臣所宜”[50]。多是客套之语。
梁氏家族现存的18篇作品中，除奏议文外，还有1篇赋体文即梁竦《悼骚赋》，书信体文3篇，梁统的《与杜林书》，梁商的《移马续书》，梁冀的《报朱穆书》，可见，梁氏家族的奏议文占较大比重。
三、梁氏家族的奏议文特点
（一）承儒雅遗韵
《文心雕龙》曰：“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术，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观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51]由此可见，汉代的奏议文语言以儒雅为主，讲理深切，文辞通畅，东汉的奏议文继承了儒雅遗韵又多骨鲠之气。梁氏家族的文学作品多奏议文，必受之影响。
自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西汉儒学得以承袭与发展。梁氏家族对奏议文典雅文风的继承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化用上。梁统《对尚书问状》，此篇奏议第一步引用《尚书》之词表明加重刑罚的主张，“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52]引用《尚书?皋陶谟》之语“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53]。“爰制百姓于刑之衷”[54]引用《尚书?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55]中”之语。“《春秋》之诛，不避亲戚。”[56]化用《左传》里“大义灭亲”。
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57]奏议应该典雅，典雅还表现在对典故的运用。梁商的《上书辞少子不疑为步兵校尉》云“昔者晏平仲辞?殿以守其富，公仪休不爱鱼食以定其位。”[58]这句引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晏子的典故，见于《晏子春秋》。另一个是公仪休爱吃鱼的典故，事见于《史??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两个典故旨在表达梁商廉洁之心。梁松的《祭泰山文》和《上疏争封石》是关于光武帝封禅一事，用语典丽，句式较整齐。
（二）直言陈事、语意直白
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每况愈下，外戚、宦官的交替掌权，重引经据典的章句之学不适宜社会现实的需要，此时的奏议文大多刚劲直言，直陈其事，语意直白，多骨鲠之气。梁扈的《遣从兄?奏记三府》，此篇奏议只有三句，针对性强，目的明确，即为梁贵人求封号，语言简洁不假雕饰。奏议文多一事一议，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梁商的《招匈奴降表》就招降匈奴的利弊、对策进行论述，语言率直，行文慷慨，长短不一说的句式更具气势。如“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59]奏议文的受文对象是统治阶级，梁商的此篇奏议气盛言宜，语言易懂又不失气势。
（三）讲究谋篇布局
梁氏家族现存完整的11篇奏议文，篇幅有长有短，篇幅稍长的奏议文大多谋篇布局较完整，逻辑性较强。如梁统的《刑罚务中疏》，奏议分为三个部分，即抒观点、讲事实、说意见。第一部分以汉元帝、汉哀帝减轻刑罚带来的危害表达自己的主张，第二部分以汉代各君王的刑罚政策得失来讲道理，最后表达加重刑罚的原因和自己的意见。条例清晰，逻辑性强，具有说服性。他的《对尚书问状》延续了上篇奏议的行文方式，也是表明观点、摆出事实，提出意见，两篇文章主旨明确，脉络连贯。梁松的《上疏争封石》，篇幅虽短，但层次清晰，先言封禅的重要性，次言不能用旧封石替代，因不敬于天，最后言天命使武帝刘秀中兴，更应用新封石封禅。主题明确，文辞简要，逻辑清晰。《文心雕龙》云：“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60]奏议的首要是辨别分析，剖析利害。梁商的《止逮捕张逵狱疏》，理性地分析了阻止逮捕张逵的缘由。还有他的《招降匈奴表》，奏议逻辑性强，先论述招降的理由，后讲招降之对策，脉络清晰。
梁氏家族的奏议文文风也略有变化，东汉早期多儒雅之气，引用儒家经典，到东汉中后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多骨鲠之气，刚劲质朴，直陈其事。而且梁氏家族现存奏议文说理性较强，目的明确，一事一奏。梁氏家族虽为今宁夏所辖，但其作品中并未提及宁夏，但他们依旧为今宁夏早期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夏大学2017年度研究生创新项目“东汉安定梁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探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IP2017068]。）
注释：
[1][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列传第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165页。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1615页。
[3]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编著：《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1993年版，第24页。
[4][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后汉书志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9页。
[5][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孝顺孝?孝质第纪第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6页。
[6][宋]? 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列传第二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65页。
[7][东汉]?刘震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0页。
[8]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66页。
[9]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70页。
[10]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70页。
[11]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70页。
[12]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75页。
[13]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1175页。
[14]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1175页。
[15]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1175页。
[16]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1179页。
[17]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1178页。
[18]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1185页。
[19]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1180页。
[20]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北京：中国书店， 1986 年版， 第5～6 页。
[21]吴承学：《奏议类文体》，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4期，第1页.
[22]褚斌杰著：《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页。
[2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4页。
[24]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0页。
[25]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0页。
[26]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2960页。
[27]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书局， 1965年版，第2960页。
[28]范晔撰，唐李贤等注：《 后汉书?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4页。
[29]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5页。
[30]司马迁撰，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 1950年版，第3102页。
[3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4页。
[32]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6页。
[33]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1176页。
[34]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 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 1165页。
[3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592页。
[3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2页。
[3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3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3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4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41]司马迁撰，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1355页。
[42]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祭祀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3162页。
[43]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祭祀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第3162页。
[4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8年版， 第593页。
[4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8年版， 第593页。
[46]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祭祀志》，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3164页。
[47]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祭祀志》，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3164页。
[4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4页。
[49]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梁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74?。
[5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594页。
[5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 第213页。
[5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53]王世舜：《尚书译注译注》，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出版，1979年版，第53页。
[5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3页。
[55]王世舜：《尚书译注译注》，山东师范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出版，1979年版，第389页。
[5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958年版，第593页.
[5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58]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4页。
[5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4页。
[6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14页。
参考文献：
[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鲁人勇，吴忠礼，徐庄编著.宁夏历史地理考[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1993.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2013.
[5]吴树平校注，[东汉]?刘震等撰.东观汉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6]王启才.汉代奏议文风的衍变[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路蕾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 750021）
